坎坎胡
北京故宮出版的刊物，發表了乾隆的一幅《歲寒三友圖》。乾隆的書法，隨時可見，但畫作則少見。這幅作品，寫松竹梅，近畫幅中點則渲染出一個月亮，令人聯想起惲南田的一幅名作《五清圖》──「五清」，是松竹梅水月，乾隆這幅畫則未畫水，水難畫，乾隆到底不是畫家。
乾隆畫《歲寒三友圖》時，應該不會受到惲南田的影響，但面貌卻偏偏如此相似，大概即是所謂「時代精神」了。
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，康雍乾是清代盛世，因此書畫皆有一股寧靜之氣，然而其寧靜卻又非枯寂，到了咸同年間，「四王」末流盛行，那時的畫便覺得枯寂而少生氣了。這種枯寂，可以視為暴風雨前夕的悶人天氣，醞釀變化而未變化，亦必須醞釀既久，然後才能爆發出另一種精神面貌。
以乾隆這幅畫為例，技法十分普通，布局亦嫌堆砌，但卻有一個優點，那就是久久視之，可以令人心平氣和，不像如今大陸流行的畫風，那些畫，對視稍久，只覺心浮氣燥，因為一切以紊亂為美，以劍拔弩張為美，這便是另一種時代精神面貌。由此推想，我們便可以體會得到，近代人的風格與道德，已經跟康雍乾時代的人不同，前人靜，今人動；前人固執，今人多變；前人平和，今人紊亂。
這檥比較，絕對不是無益的事，如果將漢代至今的藝術品，包括雕塑、畫、器皿等等，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逐一比較，我們就可以看出整個民族精神的變化。
大致上來說，一切藝術品的力度是在削弱，將如今出土的漢代銅塑，跟宋代的「官汝定鈞哥」五窰瓷器比較，便可以明白，為甚麼宋代的國力遠遠不如漢代。宋代已經文明許多，文明的後遺症便是纖弱。
然而宋代雖然纖弱，卻依然有一種樸素的氣質，到了明清兩代，藝術品便多華飾，整個民族精神變得既纖弱又浮華，可以說，民族氣質是在變壞。
因此，宋代覆沒，還有許多忠臣烈士皆以死殉國，他們的行為，被視為道德，認為合乎倫常。明代覆亡，忠臣已經不多，崇禎號召大臣捐輸以作軍餉，連他的岳丈都不理睬，反而兩廣福建江浙等地，由於經學的影響，民間倒出了一些死士。廣東人便是在南明時代，表現出大義凜然的精神。
我們再看看那時的書畫藝術，便會發現，明代的「院畫」實際上已流為無生氣的花紙，不但毫無力度，而且堆砌得令人生厭，難怪當日京師的重臣，對國家覆亡表現得如斯冷漠。
如果將康雍乾三代的藝術品，跟明代比較，我們就會有一個印象，於華麗背後，力度其實是在進一步削弱。滿人本來雄豪，可是入關之後，卻受漢文化薰陶，變得愈來愈文秀，時代精神真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惲南田的沒骨花卉，可以說是康雍乾時代的表徵，堪足以代表其時的時代精神。唯一的優點，其實亦在寧靜而已。如果論力度，已可謂近乎纖弱。
清代末年，書畫皆以纖弱為美，費曉樓寫的仕女，美人必削肩，跟唐宋兩代的仕女圖，造型恰恰相反，可以說是弱至無可再弱。因此清代覆亡，只有「遺老」，已經沒有人肯「死節」了。漢人固不必說，即滿人自己的王公大臣，皆以保存身家性命為第一事，可見時代在變，精神在變，人的思想便亦隨而變化，雖高懸道德標準，然而卻已流為空談。
近代藝術品以「粗」代力
近代的藝術品，特色是粗糙。
粗糙本來可以有雄壯的氣質，可是卻偏偏沒有。受民國初年文化影響的畫家，倒出過一些人才，可是自此以下，卻未見有獨特往來之士了。
所以如今流行的畫風，力度是裝出來的，好像很有力，實質上只靠外表的「粗」來代替力──這在書法方面表現得更加明顯，那些完全不合法度的行草，好似很靈動，實際上卻是混亂，靈動依然有含蓄，混亂則是靠運筆的速度來唬人，運筆快，人便說很「生動」了，但如果拿懷素的草書來比較，便知道「生動」跟「亂動」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層次。
所以乾隆畫的那幅《歲寒三友圖》，可以看成是民族精神的一大段落。在乾隆那時，弱雖弱，到底還有一種清秀與寧靜，而秀與靜則可謂相輔相承。以此而後，便走向枯寂，又由枯寂走向混亂。這二百餘年的發展，整個民族精神可以說是走向頹蔽。中共建國初期的藝術品，本來並不如是，但十年不到，整個氣質便已改變，那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如果由藝術品來瞻望民族精神，發展的趨向其實並不樂觀，力度是每況愈下，看起來，中華民族是很難恢復漢代的精神了，漢代那種精力瀰滿的氣息，如今只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。但更令人驚心的卻是，由於政權「假大空」的影響，便產生不少「假大空」的藝術品，如今在藝術品市場吃香的作品，有哪一家是不受「假大空」影響的？試將如今受盡抬捧的人物畫，跟唐代的壁畫人物比較，便知道「假大空」的現象。因此也可以說，乾隆以後的藝術品，已漸漸走向感官刺激，絕不影響欣賞者的內心世界。追求感官刺激，或者即是工業文明的特色！
信報
1990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