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卉畫造型兩例

近人寫的花卉畫風格強烈，遠勝前人。繪畫是造型藝術，能夠脫離古人的造型，創出風格，可以說是一大進步。

可以舉兩個例子 ──

齊白石的牽牛花，潘天壽的荷花，都有獨特的造型，真可謂一空依傍。齊白石初期的牽牛花，完全是寫生。他有一幅畫，題記略云，在梅蘭芳家見到牽牛花如碗大，因便為之寫照。這幅牽牛花，花帶藍色，完全是北京牽牛花的顏色（于非闇寫工筆牽牛花，便填以石青，由此亦可比較），寫花亦分八分面與五分面，無非仍是寫生的格局而已。後來用濃胭脂色來寫，花的造型有完全是八分面，帶有圖案化的意趣，則是齊白石獨創的造型，前無古人。

潘天壽寫荷花，早期亦無非是寫生，那時候的荷花，絶對不及張大千，可是後來愈寫愈簡，終於創造出一種獨特形式，環顧近百年畫人，已無對手。他的荷花造型，亦帶強烈的圖案畫意趣。筆者因此覺得，國畫造型能圖案化，並不是一件壞事，古人例如陳老蓮的人物，圖案化得很厲害，卻成為後輩的典範，傅抱石的人物畫，便脫胎自陳老蓮。至於花鳥畫，應該更適宜於圖案化，這便跟歷史有關了。

國畫中的花鳥畫，起步得最慢，大抵先有人物畫，再有山水畫，然後才有花鳥畫。山水畫與花鳥畫，其實都由人物畫派生。壁畫以人物為主，但卻有襯景，襯山水或襯花鳥，結果便開展出另外兩個畫種。

圖案化花鳥畫始於晚唐

談到花鳥畫，許多人都會聯想到宋代的院畫。然而在宋院之先，唐代人勾勒花鳥，實在已有相當基礎。武則天時的永嘉公主墓，如今已經出土，墓中有些壁畫，即用花鳥作為襯景，那種勾勒綫條，以及花鳥的造型，已經相當成熟。

在武則天時代，花鳥畫並不盛行，而且未開成一科。花鳥畫至晚唐時始有地位，如杜修己之牡丹；衛憲之蜂蝶竹鳥、強穎之水鳥、盧弁之畫貓，皆見於文獻記載，於武則天時代，則文獻上可謂無一專工花鳥的畫家。可是，沒有專工花鳥的畫家，並不等於畫家不懂畫花鳥，所以我們實在不妨說，初唐的花鳥畫法其實已經成熟，只不過未成為畫的主體，所以不能稱為「花鳥畫」而已。大概由於花鳥畫的起源，是由人物畫襯景發展，因此晚唐五代的花鳥畫，裝飾味都很重。

晚唐時有邊鸞，折枝花稱為第一，嘗於玄武殿畫壁，寫新羅國所獻孔雀，一正一背，翠彩生動，金羽輝灼，甚為當時人賞識。然而值得注意的，卻是「折枝花」這個畫種。

時至今日，寫花鳥尚有三種科目，一種是花鳥兼寫景，例如潘天壽的花卉，即是寫山崖一角的花草，他寫荷花，也連湖石一齊畫上；一種是只寫花鳥，不寫背景，這是最通常的畫法，可以說，凡觸目所見的花鳥畫，實以此類最多。最後一種便是「折枝花」了，如今許多畫家合作，寫「十分春色」── 每人寫一種花卉，一共十種，便多是「折枝花」。三種花卉畫中，當然以「折枝花」的裝飾味最重。也可以說，它等於是圖案畫的藝術加工。邊鸞的畫如今已不可復見，但由一些出土壁畫上的折枝花，大概還可以想像出邊鸞的畫風。

後來徐熙寫「殿鋪花」，據說是在雙縑幅素上，畫叢花叠石、雜以禽鳥蜂蟬。傳言這種畫專供南唐李主在宮中掛設，難怪一味濃艷。

徐熙這種「殿鋪花」，如今還可以見得到在台北外雙濱故宮博物院，便藏有徐熙的一幅牡丹，畫風端如文獻記載，而且於空白處鋪以石青底，不露絹素，裝飾意味十分濃厚，簡直可以把它當成是圖畫化的圖案。

由寫生提煉出造型，難也！

可以比較的，是近代宋院名家于非闇畫的一張畫，畫群鴿飛翔於天安門頂，空白處亦填以色青，視之簡直便如圖案。至於于非闇另一幅畫，寫玉蘭及黃鷺，亦填石青底，圖案味雖較淡，但所師者實亦徐熙「殿鋪花」的遺意。邊鸞的「折枝花」，徐熙的「殿鋪花」，雖未必是古代花鳥畫的極品，但至少可以代表一種風格，那就是將圖案的意趣融入花鳥畫中。

正由於花鳥畫可以有濃重的裝飾味，因此有畫家將之圖案化，亦是順理成章的事。發展到前面說的，齊白石的牽牛，潘天壽的荷花，則是意筆花鳥畫的圖案化，又不同於邊鸞與徐熙的工筆了。

將花卉圖案化，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專事臨摹的人固無論矣，即使注重寫生，亦很容易反而因此縛手縛腳，於下筆之際，由寫生所得的花鳥印象，很難不浮現於腦海，這就成為造型的障礙。要打破這一關，十分之不容易 ── 嶺南派畫家的花鳥畫，絶無圖案化的傾向，恐怕就是由於此派十分注重寫生的緣故。

寫生當然是畫花鳥畫的必經途徑，但由寫生而造型；風格無論如何比不上圖案化造型之強烈，因為獨特性不及。所以要寫「現代」的花鳥畫，大可參考齊白石與潘天壽，由寫生提煉出造型，便比一味在工具上找效果，要有價值得多。

信報
1990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