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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寫過畫的人都知，同一個人，同一個題材，寫出來的畫往往水準相差很遠。心情固有影響，紙筆墨顏色是否應手，亦有很大關係。
吳昌碩、齊白石、張大千都畫過許多荷花，然而卻並不是幅幅佳作，他們寫的荷花，亦有水準偶然低落的。如果他們的擁躉認為，批評某一張荷花不夠水準，便是傷害他們的偶像，那只是無知而已，厚道一點，則可以說他們「古道熱腸」。
其實，這本來是常識而已，相信起此三位名家於地下來問，他們也會承認，自己有不夠水準的畫傳世。但名家則可以客觀，擁躉卻相對盲目，品評字畫的困難，即在於此，直言談相，一定大煞風景。
此外，便是作偽的問題了。
廣州曾經出過一個專門作偽的名家，便是綽號「豬肉佬」的趙浩公，他的門人賀文略如今尚健在香港，只可惜未蒙畫商賞識，因此尚未為風雅人士所知而已。
「豬肉佬」兩師徒埋頭「仿古」
賀文略先生親口告訴筆者，當年他們兩師徒埋頭「仿古」，作品完成之後，運去北京，於是便落在日本收藏之手。他們的「仿古」作品，都有記號，日本人出版的《南畫大成》，還不少有這種作品在內，用放大鏡來看，還可以看到記號顯然，而日本人則以為是宋元人的真跡了。
香港亦有一位去世不久的「仿古」名家，便是趙是旦 ── 不知為什麼，凡「仿古」名家都姓趙，一笑。
趙是旦自己署名的畫，不過爾爾，那是因為寫時不敢落真功夫，怕人認出，此亦一如趙浩公自己署名的畫，佳作甚少，可是趙是旦「仿古」的畫，卻精采紛呈，神完氣足。
有一次筆者到他的畫室，見到一幅水墨山水，畫成尚未題款，卻儼然元人筆意，於是一手拿起，逼他落款，是旦兄望著筆者良久，說道：「果然識貨，看在你識貨分上，送給你可也，但是卻不可示不相干的人。」於是磨墨題款蓋章，還有點依依不捨。
這類「仿古」名家，仿出來的作品，並不比真跡差，有時甚至可以說，比真跡還要好。
先父紹如公曾購一畫，是署名蔣南沙的《福祿壽圖》，畫一對蝙蝠，一對梅花鹿，站在一株桃樹之下，桃樹結實累累。以此畫出示許多收藏家，都認為是真跡無疑，因為無一敗筆，賦色又艷而雅緻。可是後來給李鳳公看，李鳳公便指出，是蔣南沙門下馬扶羲的代筆而已，而且指出桃枝上的記號。
畫壇作偽常被視為風雅之舉
蔣南沙、董其昌都有人代筆，這已非秘密，既然主名者認可代筆，因此亦不必視為作偽。至於趙浩公趙是旦兩位的「仿古」，說為作偽，並非過分，亦毫不損他們的人格，因為畫壇作偽一向被視為風雅，如張大千之「仿」石濤，風雅之至。
這類「代筆」或「仿古」之作，有時的確精采紛呈 ── 假如說是趙浩公的作品，一定沒有人相信，因為從未見過他有這樣完美的作品。收藏家的取捨，困難往往即在於此。
筆者一向主張，只論畫好不好，不必論畫真不真，便是解決這困難的唯一關鍵。文首說過，名家亦有失水準的作品，而仿作亦有精品，既然如此，以筆者的立場，便寧願要精采的仿作，卻不願收藏名家失水準之作。
這種觀點，未必人人同意，尤其是善觀研究「辨偽」的人，一定以鑑定一幅畫的真偽為樂事。
如果真的喜歡辨偽，那倒還罷了，人人都有發揮自己興趣的自由，倒不必反對他們那種凡事求真的態度。── 如果用「真善美」來做美學原則，求真與求善，彼此亦相當而已，實不必強分優劣。
但是，如今卻有一些掛著一些藝術機構銜頭的人，儼乎其然擺出專家的款，見到字畫，便絮絮叨叨談真說偽，這類人，最容易影響一張畫的價值。
因為人的心理就是這樣，想買一張畫，如果有人從旁鼓勵，那就很容易下決心，相反，若有人加以譏評，即使覺得似是而非。亦便容易打退鼓。要找心有定見的收藏家，現在已不容易，則這種以鑑定家自命的人，往往便足以影響一張字畫的命運。
海外人士又有一種心理，以為書畫的源流既在大陸，那麼，大陸的鑑定便一定可靠。有這種心理，那些大陸藝術機構的所謂專家，便更儼然有「一言九鼎」的威勢。
可是，筆者卻並不認為他們有銜頭就是專家，真正有資格的專家，恐怕反而很難出差到海外，那些人只不過是「藝術幹部」而已，說外行不盡外行，但亦絶非鑑定的內行。
筆者就見過一個藝術幹部，曾經將張大千說得一錢不值，可是大陸忽然統戰張大千了，這位幹部卻發表文章，將張大千的畫稱為「神品」。一百八十度變得很快，此即所以「幹部」之為幹部。
既然真正的鑑定家不易找，而幹部之言又未必另懷目令，所以如今的收藏家，除非自己覺得自己真有鑑定的眼光，如若不然，倒不如從好壞來抉擇取捨，反勝於研究真偽。
信報
1990年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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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坎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