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出來的「現代國畫」

談到「現代國畫」，筆者便想起兩位名家，一位是呂壽琨，一位是劉國松。他們當年的成就，恐怕已經相當令人滿意，而且都靠「現代」起家。

記得有一年，政府機構舉辦一個呂壽琨先生的遺作展，筆者去參觀，然後才驚奇他於「現代」之外，原來還寫很多傳統的畫。他的遺作，絶對不純粹是「現代」。

後來偶然跟鮑少游先生提起，鮑先生笑笑說，呂先生於未成名前，常到他的畫室，因為鮑先生跟呂先生的令尊大人是畫友。當時實頗有求教之意，不過後來走出「現代」的路，便少來往了。

關於劉國松先生，筆者還記得一件舊事。

有一年，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，特別為劉先生開辦「現代國畫」的課程，因此成為劉先生的基地，筆者蒙劉先生青睞，也應邀去講幾課，講的則是傳統畫，課餘筆者跟劉先生提起，以他的畫風，如果有隸書的筆法應該更好。當時談過，不以為意。

過兩年，筆者應一位中大朋友之約，入沙田馬料水，劉先生見到筆者，便邀到他的畫室一行，拿出許多寫字的習作出來，對筆者說：「我現在練寫隸書了。」劉先生能從善如流，筆者自然高興。

這兩件事，證明甚麼呢，證明以「現代」成名的人，原來依然會回歸傳統。呂先生如是，劉先生亦如是。

所以筆者始終有一個感覺，要成名，要出人頭地，「現代」的確是一條捷徑，如果寫傳統畫，古今名家林立，很難出人頭地。「現代」則不同，搞出一種特殊效果，這「效果」便是本錢，因此許多搞「現代國畫」的人，實在相當苦心瀝血，研究各種材料，研究各種方法，希望碰出一種「效果」出來。

然而令筆者不安的地方，就正在於此。

有了一種「效果」，就隨著有一套理論，例如呂壽琨先生的「禪畫」，劉國松先生的「月球畫」，都有很堂皇的理論。

可是，是先有理論，還是先有「效果」呢？

「碰出」效果後設理論

如果光聽理論，一定認為是理論居先。畫家有了這種概念，然後水到渠成產生寫畫的「效果」，然而事實上卻並非如此。

劉國松先生自己透露，他是偶然得到一種多紙筋的紙，寫完畫後，又偶然撕去紙根，於是發現，撕去紙根的地方露白，很有趣味，由是才產生他的月球畫。因為他的畫，與人造衛星拍回來的月球照片很相似，當時又恰值美國太空熱，於是時來運到，一朝「效果」成名。

至於呂壽琨先生作畫，據一位追隨他學「現代」的人透露，是叠幾重宣紙在地上，然後隨手用大筆去掃，掃完之後，像剪裁照片放大一樣，剪裁畫面，而且還未必用第一層宣紙，看看是第三層好，還是第四層好，總以「效果」滿意為止。剪裁挑選完畢，加一紅點，那便是「禪畫」了。如果說理論，紅與黑大概便是陰陽水火之類。

所以理論與「效果」，實際上便是這麼一回事，是謂之「後設理論」。劉先生既非先有太空概念，呂先生大概亦並非先有　　　　，可是有了「效果」之後，便說得頭頭是道了。

因此如果拿如今的「現代」，去跟嶺南派的革新相提並論，便有點不倫不類。── 如今香港搞「現代」的人，卻很喜歡這樣比較。這些人，一定未讀過當時的論戰文章。

二高的嶺南派，是於傳統筆墨之外，吸收西洋畫及東洋畫技法，尤其是用於渲染以及應用透視，因此招致當時保守的畫家不滿。基本爭論僅在於此，並非是二高提倡揚棄筆墨，追求效果。

筆者的論點其實亦在於此 ── 除非不寫國畫，要寫，就得以筆墨作為骨格，去掉了筆墨，恐怕亦不成國畫了。

這樣說，並不是「保守」。如今搞「現代」的人，動不動就拿「保守」的帽子壓人，而且往往拉扯到民族文化危機，民族生存命脈，好不怕人，彷彿認為「現代」不妥，就是謀殺民族文化生存似的，這種方法，在大陸叫做「無限上綱」，很流行，而且懂得將人「無限上綱」的人，亦的確容易飛黃騰達。

為什麼筆者說，不贊成一味追求「效果」而不理筆墨，並非保守呢？因為近代其實出過許多名家，是能以筆墨的基礎，寫出嶄新面目的畫，黃賓虹、潘天壽、傅抱石、徐悲鴻，莫不如是，目前健在者，則有劉海粟與朱屺瞻，他們的畫，其實何嘗沒有「效果」，只不過其「效果」並非苦心瀝血搞出來，而是由筆墨產生而已。

這就足以證明，筆墨並不是畫家的枷鎖，問題只在於肯不肯下苦功。肯下苦功，便能由筆墨產生自己的獨特風格，也可以說是獨特「效果」。

以書入畫，的確歷史悠久，但並非有歷史的事物，都非加以揚棄不可。我們吃飯大概也吃了幾千年，可是至今吃飯的習慣卻依然存在。提倡「一日五餐公仔麵」，無非只是廣告語耳，有誰人當真。何況，強調筆墨，並非「以書入畫」，筆者則已辯明。

信報
1990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