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個時期,國畫家一提到「筆墨」二字立刻便會受到新潮畫人的嘲笑,他們認為,「筆墨」是一種舊概念的局限,是對藝術的桎桔,甚至是對新藝術概念的扼殺。
在這個時期,台灣出現了劉國松,香港出現了呂壽琨。
畫家聲譽的起落有賴機緣
台灣的劉國松利用有紙筋的粗紙來畫畫,畫完之後,小心撕去紙筋,有紙筋的地方呈現空白,由是形成特殊效果。其時恰當美國人造衛星登陸月球,由人造衛星拍出來的月球畫面,亦呈綫形的空白,劉國松走運,因此變成「月球畫家」,成為「太空概念」的藝術家,這真的是時勢造英雄。
香港的呂壽琨沒有這樣好的機遇,可是,他卻生逢港英政府急於建立「香港形象」的時機,是故機遇便依然很好。呂壽琨的藝術理論,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── 香港的文化應有其獨立性。論地區,香港處於中西文化的交滙點,因此香港既可吸引東方文化的精萃,亦可吸收西方的文化精神,創出屬於香港本身的藝術。這一理論,當然很為當時的香港政府歡迎。因此呂壽琨便得到官方給與榮譽,其「定位價值」,由是便亦直綫上升。
如果劉國松生早二十年,或者生遲二十年,他一定不會像當年那樣,出盡風頭,君不見如今劉先生的畫,在藝術品市場已經近乎銷聲匿跡了麼?呂壽琨如果在如今的「過渡期」發表他的理論,亦一定會給人看成不合時宜,因為香港正回歸祖國的懷抱,其獨立性已不存在,香港政府亦毋須建立獨立的香港形象,以及屬於香港的文化藝術。
筆者重提舊事,只想說明一個問題 ── 潮流到底是潮流,藝術則遠為永久。
因此,如果提出數年一變的後設藝術概念,來否定永恒的藝術本質,那簡直是件傻事,縱使可以得意於一時,收嘩眾取竉之效,然而隨著時間變化,則必終歸於沉寂。彷彿夏日荔枝樹上的鳴蟬,於荔熟時可以佔有整個世界,夏天一過,「高柳秋蟬,說西風消息」,境界便相當悲涼。
所以筆者一向強調,國畫必須以「筆墨」作為基礎,雖然受到一些人的冷視,一些甫接觸西方藝術思潮的人,更到處宣揚說筆者的觀點有害國畫的前途,筆者亦一笑置之而已。時間才是最好的批評家。
一切藝術品,都由工具決定它的本質。雕塑刀、油彩、粉彩,都是工具,因此雕塑品可見刀法,油彩可見筆觸,粉彩可見指痕,都是它的特色。國畫則更獨特,宣紙、毛筆、墨,以及植物性顏料,一切物料都構成強烈的獨特效果,如何駕馭這些工具與物料,便變成是習國畫的必然過程,因此,倘如忽視物料產生的特定效果,而去追求「藝術概念」,那便只是本末倒置。
黃賓虹承繼而非打破傳統
國畫家之所謂「筆墨」,其實也並不是不合乎藝術概念的東西。「筆墨」只是工具與物料結合產生的最佳效果而已。
分析這些效果,有「墨分五彩」的說法,那亦只是分析而已,並不是提出五種「局限」來局限藝術家的創作。
傳統的說法,墨有焦、濃、重、淡、清五色。有人問,黃賓虹用「積墨」,用「破墨」,已打破了「墨分五彩」的框框。既然黃賓虹可以打破傳統,則足見傳統實在宜於打破。
對這種說法,筆者實不以為然。因為古人其實並無創設五個框框來局限藝術的企圖,他們提出分折,並不是提出「局限」,因為從來也沒有人說過,「五彩」之外更無墨色。
其次,黃賓虹的「積墨」與「破墨」,實在亦是對傳統的承繼,前人已有此法,黃賓虹擴大這種表現手法的表現力,因此形成獨特風格而已,由此可見,黃賓虹的成功,在於對傳統「筆墨」的發揮,而不在於打破框框,恰與論者的說法相反。
「筆墨」乃國畫之本質
能夠這樣來理解國畫家「筆墨」的提法,筆者相信,任何人都會承認,「筆墨」即是國畫的重要本質。
因此,一張國畫,「筆墨」並非它的全部內容,但如果抽離「筆墨」,這張國畫相信也就沒有存在價值,因為它的本質已不存在。此亦由之乎雕塑品不見刀法,油畫不見筆觸,無論其藝術概念如何,始終有如油頭粉臉的整容少爺,自以為美,但卻缺乏骨格。
雖然老一輩的國畫家,完全明白「筆墨」的道理,甚至根本未受過西洋藝術潮流的影響,所以也未曾理會過貶低「筆墨」價值這一套理論,但不幸的是,大陸以及港台一些新進,卻依然被這套理論纏繞。為甚麼新的一代會對這套理論如此歡迎呢?理由很簡單,只因為一旦抽離「筆墨」的說法成立,學畫就可以不練筆法,而練習筆法卻是一段艱苦的過程。
大陸對一些新進畫家賞勵有加,對於一些揚棄「筆墨」,把不透明顏料點染入畫面,用以造成特殊效果的國畫,給予相當高的評價,這種做法,亦正足以造成新進一輩不再重視「筆墨」。既然有揚棄「筆墨」而依然取得榮譽的先例,難怪他們便都願意捨難取易了。
可是,試看藝術品市場,便可知「筆墨」依然有價。
這倒是值得我們安慰的事了。
信報
1990年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