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露甚麼？鼓勵甚麼？

看過劉海粟的一幅「熊貓」，無論筆黑以及構圖，都要比吳作人的寫得好，可是，這種以水墨來替熊貓造型的技法，吳作人卻似乎是首創者，因此，數畫熊貓的專家，仍不得不放過劉海粟，推舉吳作人。

這就是做一位藝術家的難處了。未有人創法之先，自己未必能夠創法，可是一旦有人創法了，再行這條路，縱使技法比創法者高明，卻依然只落第二乘。

同樣的情況，有徐悲鴻的馬；程十髮的邊疆少女；黃冑的驢；關良的畫戲；黃賓虹的積墨山水；潘天壽的雙鉤全景意筆花卉。再數上去，有惲南田的工筆沒骨花卉，四王的江南山水，華新羅焦墨寫的鳥，石濤的山水，八大山人的花鳥……，凡此種種，既有人創法，學起來便覺得未必難（作偽畫的人，顯然就可以學得十不離八九），但未創法之前，卻偏偏沒有人想得到。

因此，掌握了技法，但卻寫不出一條新路，是藝術家最苦悶的事。技法愈純熟，這苦悶便來得愈大。而亦因此做第三流的畫家易，做第一流的畫家難──至於第二流畫家，套第一流畫家的調子，卻懂得略加變化，看起來依然有個人的風格，如任伯年之學陳老蓮，于非闇之遠紹徐熙。但卻並非一件易事。

投機取巧便是在這種壓力之下產生的了。這種畫人，離開第三流還有一大段苦學的路，可是卻感到人生有限，而名與利卻實在吸引人，因此便標舉種種嚇得住人的名目，來為自己的「第一流」鋪路，僥倖一擊而中，人便馬上一言九鼎起來。

藝術批評家所需要揭露的，便正是這種投機的風氣。而所需要予以鼓勵的，卻正是徬徨於第三流，老是不能脫穎而出的畫者。──這是良心與責任的問題，雖然與公共關係的原則大相違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