坎坎胡
國畫雖很受道家思想的影響，然而道家談美學的人卻實在不多。只晉代的葛洪稍有議論，因而可以一談，而且可以跟石濤的「一畫」略作比較。
道家尚自然、無為，可是葛洪卻頗推崇人工，他說──
「雖云色白，匪染弗麗，雖云味甘，匪和弗美。故瑤索不琢，則耀夜之景不發，丹青不治，則純鈎之勁不就。火則不鑽不生，不扇不熾；水則不決不流，不積不深。故質雖在我，而成之由被也。」
如果將葛洪這段說話，跟老子的說話比較，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」；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」；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」，便可以知道，魏晉時的道流，其思想實已不同老莊。
彼此有所不同，蓋亦有原因，老莊主張法自然，而道流則是「逆天行道」，並且由「逆天」產生了內煉的理論，由「逆轉河車」到結「丹胎」，完全是反自然法則的後天人事，這種思想雖完成於唐代的鍾呂，而實胚胎於魏晉，魏伯陽的《周易參同契》，便是一本反抗自然法則的宣言，由此便孕育了鍾呂的丹法。
因此，葛洪的美，絕不主張純天然之美，認為必須經過加工，美才能顯現出來。
我們其實可以這樣說，道家本身修煉內丹，便亦是一個「加工」過程。道家「守一」，要守神在人身，這便已經是加工，因為任何人都不能集中精神於意守一個血淋淋的心臟，但假如意守一位代表心臟的神靈，那就容易辦得多。將臟腑代為神，便即是加工，即是美化。
所以葛洪將美與醜分別得很清楚，他說，「不睹瓊琨之熠爍，則不覺凡礫之可賤；不覿虎豹之或蔚，則不知犬羊之質漫；聆白雪之九成，然後悟巴人之極鄙。」
美就是美，醜就是醜，這種見地，便是葛洪與石濤的最大分別。石濤以「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」，是則法立於一畫，這「一畫」便是人對大自然感受的表達，是故無所謂美，無所謂醜，美醜已屬形而下的問題，而畫人最要緊的事，卻是形而上的「尊受」。──關於「尊受」，說已見前篇。
筆者常說，石濤雖是禪門人物，但他的畫學思想卻道多於禪，所以從石濤的說法，其實亦可以看出明清道家的思想，跟魏晉唐代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同。
影響明清道家的重要人物是張三丰，他重拾《周易》的原理，以「無極」為大道，無極生太極，太極分陰陽，因此任何對立面，便都只是事物的兩邊。所以他的修煉方法，完全由生活起修，他有一首「丹詞」，叫《無根樹》，說道──
「無根樹，花正青，花酒神仙古到今。煙花寨，酒內林，不斷葷腥不犯淫。犯淫喪失長生寶，酒內穿腸道在心。打開門，說與君，無花無酒道不成。」
所謂「無花無酒道不成」，即是脫離世俗生活的苦行絕不是道。因此世俗不醜，道亦非美，世俗便即是道，道原從世俗中來。
因此五代兩宋人的畫，跟明清人的畫，便實在有風格上的很大分別。這亦與道家思想的發展有很大關係。
我們不妨將五代時的荊關董巨，跟明末的四僧比較一下，就知道前者所勝者在於氣象，有一種逼人的壓力，令人感到大自然的力量，超絕人工之外，可是四僧的畫，卻令人覺得親近，大自然就即在我們的身邊，只是我們不懂得用筆墨將之收拾，一經收拾，醜就是美，美就是醜。是故四僧絕不以氣象勝，而勝在風神。
我們將徐熙的花卉，跟惲南田的花卉加以比較，便覺得雖云「徐家野逸」，可是他畢竟仍比惲南田來得「法相莊嚴」。徐煕畫的牡丹，只宜陳於殿閣，惲南田畫的牡丹，我們有膽將他摘下來插於村婦之頭。
葛洪說──「以醜為美者有矣，以濁為清者有矣，以失為得者有矣，此三者乖殊炳然，可知如此其易也，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。」
跟石濤的說法比較──「如天之造生，地之造成，此其所以受也，然貴乎人能尊。……夫受，畫者必尊而守之，強而用之，無間於外，無息於內。」畫者只是表達自己對大自然的感受，因此美醜、清濁，得失就可以「得而一焉」，不必像葛洪那樣，「乖殊炳然」，要立分別美醜的標準。說句題外句，若要立美醜的標準時，這標準又何由確立呢？不信的話，你可以去評價一下葉子楣。
筆者常常覺得，要瞭解國畫的流變，必須先明白道家思想的流變，如上所述，或者即可作為一個例子。筆者本人於翻閱古畫的圖版時，道家流變的感覺即很強烈，讀者試由這路徑入手，當欣賞之際，便可能別有會心。
現代人寫畫，當然受工業文明的影響多於道家，而道家目前亦已無新的理論發展，世人亦已不重視道家之道，卻去重視他們的靈異，是故看現代人的畫，當然要另具一副心眼，高劍父先生提出：「筆墨當隨時代而變，恐怕也是這重意思。然而石濤「尊受」的說法，則應該更加明確。「尊受」絕無時代的限制，但卻不能欠缺誠意，否則便是自欺欺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