坎坎胡
很多人問筆者寫畫的觀點，特別是現在有些人重洋輕中，批評中國畫不科學，沒有透視、沒有焦點，認為中國畫應該改成為用色墨來畫的水彩畫，不但要用西洋技法，還要學西洋畫的構圖原則。因此來問筆者寫畫觀點的人，實在有兩類，一類是想知道國畫的特色，那是來請教；一類是想挑戰國畫的傳統，那是來挑剔。
第二類人，三、四十年前在香港便有。那時筆者應《信報》之邀，每星期替他寫一篇三千字左右的畫評，並附上插圖，這畫評非常叫座，連台灣的兩家藝術雜誌都重視，因此一家雜誌聘筆者為客座編輯，另一家雜誌則聘筆者為特聘顧問。這樣一來，便惹起是非了，有一位在中文大學念文學系不成，改念美術系的人，以他為主結成一個小圈子，在報章上不斷針對筆者，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否定中國畫的筆墨，認為筆只有粗細、墨只有濃淡，所以粗細濃淡不同的線條便是筆墨，根本不應成為一幅畫的要素，因為美術的要素是「效果」，不講究效果，只重視筆墨，那便是過氣的「老畫人」。這個小圈子曾一度打開局面，弄到許多學畫的年青人附和他們，畫出來的畫，便只見是符號的堆砌。
那時任真漢老兄看不過眼，跟筆者商量之後，他便寫了一本《石濤畫譜今譯》（出版時署名任瑞堯），強調石濤所推崇的「一畫」。一畫，是畫人心中的境界，用筆墨將境界表達出來，便是最高的藝術效果。所以中國畫並非沒有效果，只是不重視符號效果，或者說形象效果（所以才用散點透視，並非沒有焦點），若照石濤的說法，沒有境界則無效果可言。他說「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，反為法障之也」。畫人一味強調效果，而且認為唯有效果，那便是法障，因為他不能「了」效果之理。
甚麼是石濤所說的「一畫」？
石濤是一位禪師，他由禪理貫通畫理，由是有「一畫」之說，他說「太古無法，太朴不散，太朴一散而法自立矣。法於何立，立於一畫。」那便是說，一種無形的境界（太古），當顯現而成形時（太朴），便由此而生起種種「法」（思想及形像），這些「法」即住於一畫之上。所以「一畫之法者，蓋以無法生有法」，這跟繪畫有甚麼關係呢？石濤接着說，「夫畫者，法之表也」，所謂畫便只是將「法」表現出來，因此繪畫必須立足於一畫，因為「法」立足於一畫。
這就是國畫的最高藝術觀點了。畫必須有境界，境界必須由畫者的心胸中流出，畫的效果就是能顯現畫人的心境，筆墨則是得到這種效果的工具。
或者有人會問，西畫有沒有表達畫人心境的效果呢？當然有，如果沒有這種效果，那就只是塗鴉。不防看看印像派的畫，大部份這派的畫家都能畫出心境，因此看畫的人會移情。筆者在溫哥華看莫奈畫展，有一個洋人指着一幅畫跟筆者說，他來過展覽會七次，目的只是看其中一張風景畫，他說，因為每次來看都覺得這幅畫不同，看七次等於看七幅畫。筆者對他說，這幅畫的特色在於開放，只用色光對比來表現一個融入大自然的境界，所以每個人看這幅畫都有不同的覺受。他看這幅畫七次，每次來看時一定先有一個概念，概念變動，便覺得畫的境界有變動，假如他能夠將一切美術概念放棄，像一個小孩子一樣來看這張畫，那便能夠看出畫人融入大自然的心境效果，他沒有拿着甚麼觀點來融入自然，這才是跟大自然的真實溝通，所以十分開放。他依着筆者所說再看這幅畫，半小時後他來找筆者，說感謝筆者的提示。他也是一位畫家，他拿手機給筆者看他的作品，筆者批評說：「你太落於事物的概念了，你再作畫時試試將這些概念打破，沒有山、沒有樹、沒有屋、沒有人，山樹屋人等等都只是你心境的顯現。」他聽了之後，拿着筆者的手思維很久，然後說多謝多謝。
筆者的說法，其實就是石濤的「一畫」，他說：「古今造物之陶冶也，陰陽氣度之流行也，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，而陶流乎我也。」所謂「陶流乎我」，便是將我的心境發而為筆墨，一如大自然造物之陶冶。因為「我之為我，自有我在」，所以每個畫家都有不同的風格，所謂風格，便是表達自己心境變化的筆墨效果。筆者寫畫，常常是在茶局中冥想（不敢說是入定），忽然生起一種心境，便立即放下茶杯，走過畫桌去寫畫（不是「畫」畫）。寫畫時心境會變，那就隨着變化來寫。筆者的畫未必受人歡迎，所以只是自娛，人能夠自娛就夠了。
